pg电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出海”已走过数十年历程。当前，在内部战略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共同驱动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出海战略也从企业发展原本的“可选项”逐渐转变为“必选项”。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当前出海面临怎样的环境？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沉淀出哪些经验，又面临哪些挑战？一系列问题亟待探讨解决。

　　人类历史的发展已超过1万年，但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经济增长几乎为零。在引入“GDP”（国内生产总值）概念前，历史经济模型表明公元1800年前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研究强调，在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之前，经济长时间没有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资源限制和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人类社会被困在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一个由人口增长和有限资源驱动的经济停滞循环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前。

　　通过历史的分析比较，我们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动力是技术和创新。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周期的主要动力，不仅能改变经济停滞的局面，还会引发经济和政治周期的变化。技术周期导致了经济周期的出现，而经济周期通常伴随债务周期，经济学家发现债务周期分为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为8~10年，而长周期约60年。这些周期间会经历技术推广和接受、经济繁荣与衰退，以及政治变迁。技术发展还影响政治周期，包括内部政治动态，如财富积累和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外部政治关系，即国家间的竞争和合作。

　　近代经济增长可划分为四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787年—1842年，以蒸汽机的使用、纺纱机的发明及使用和纺织工业为标志；第二个周期是从1842年—1896年，以钢铁技术及铁路运输工业为标志；第三个周期是从1896年—1946年，以电力、内燃机、石化技术的应用以及汽车工业为标志；第四个周期是从1946年—2008年，以航空航天、核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及信息产业为标志。我们现在处于第五个周期的中段。

　　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出现萎缩，同时疫情严重阻碍了国际投资和贸易。技术红利的消失导致了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反过来加剧了政治周期波动。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导致资产泡沫和债务危机，进一步引发经济和政府治理危机，核心矛盾在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周期性挑战，正处于由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转变的关键周期，面临旧有技术红利逐步消失和新技术红利尚未形成规模的阵痛。即使没有发生疫情，全球经济增长也显示出放缓的迹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自198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波动状态，但近年来的增长持续下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产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挑战，例如产能过剩和内销市场开发困难。这些挑战迫使中国从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转变为更加重视内需和技术升级的“双循环”经济模式。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增强国内消费和推动技术创新，同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互利共赢。

　　在这一转型中，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成为重点。数字经济不仅重塑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还通过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优化了生产效率和交易透明度。同时，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的关注，绿色经济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中国将“碳中和”作为国家战略，顺应了国际社会的环保趋势，也为国内外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和机遇。

　　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推动形成国内大市场，这不仅可以减少省际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市场的边际扩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和推动高速公路与高铁网络的建设，中国正努力消除省际的隐形壁垒，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

　　中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组成包括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扩展、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升级，以及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生产流程，重新构建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价值，以应对成本上升和升级难题；需求侧扩展则是通过消费升级和鼓励内部消费来增强内需体系，这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平衡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则需要国内大循环不仅嵌入国际循环中，同时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在国际上，中国企业不再单纯出海寻求资源，而是通过整个产业链的“走出去”策略，利用规模优势在全球市场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寻求新的国际市场和投资机会以维持持续发展，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根本目的。

　　在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从初始探索期到成长、成熟再到衰退期，一个关键的战略是延长产品寿命。产业转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在产业发展早期，企业倾向于选择创新环境和经营灵活性较好的高梯度地区。随着产业进入成熟期，为了降低成本并扩展市场，生产活动会逐步向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

　　历史上，发达国家通过将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促进了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优化。19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如从英国到美国和德国，再到日本，然后到“亚洲四小龙”，最后是中国内地。每次转移不仅改变了生产成本，也对全球市场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国际投资领域的全球治理变革、新技术革命、产业政策的主导以及可持续发展趋势，都是当前产业转移的关键环境因素。例如，区域性贸易协议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改变了全球投资和贸易的格局。在技术方面，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推动产业链的全球重新配置，不仅缩短了产业链的地理长度，也促进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研究显示，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国的对外投资能力将逐步增强，投资规模亦随之扩大。特别是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对外投资的比重会迅速上升。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对外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有望实现进一步提升。

　　从行业分析，服务业，尤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据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份额。在工业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从十年前以采矿业为主导，逐渐过渡到以制造业为核心。根据2023年前10个月的数据，中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金属、电子、元器件、汽车、可再生能源和化工等关键行业。

　　据相关咨询机构对中国企业出海动因的分析报告，2018年—2023年，接近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在动因中占比最高（40%）；其次是市场增长（25%）、获取熟练劳动力（22%）。近年来，监管环境优化、产业集群发展以及政府政策支持，也成为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动因，占比显著上升。

　　从地理分布看，2022年的2.7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ODI）流量中，约1.6万亿美元，即大约58%，是通过香港地区进行的；排除香港地区及诸如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后，实际的ODI存量主要流向东南亚、欧盟和美国。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从2018年—2022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1.7%，按这一增速，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大约每6年就会翻倍。而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则位居第二，其2018年—2022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9%，意味着大约每8年实现翻倍。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则相对缓慢，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增速明显下降，仅为3.3%。

　　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迅速，GDP增长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截至2021年，东南亚总人口达6.8亿，其发展情景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政府积极吸引外资、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大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

　　当前，东南亚消费市场呈现出新特征，消费者对数字化技术的依赖日益加深，疫情促使他们更加习惯于线上购物、电商活动以及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社交。东南亚消费者的健康和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在做消费决策时，产品质量、品牌声誉、价格竞争力以及产品的实用性等因素，依旧是他们的首要关注点。

　　传统模式下，西方国家将尖端技术引入中国，在中国完成制造后再将产品销售至发达国家。而当前的新模式则是由中国主导，将技术和生产能力直接输送至东南亚，以更好地服务当地消费市场。中国和东南亚可以借助日本和欧盟的经验，即深化人员数据资本的联通，打造更加紧密的创新共同体，发挥规模优势。在供给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可以利用互补的规模优势来深化合作关系。双方在资源、技术、资金等多个领域已实现协同，构建了一个创新的闭环系统。在需求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需求层次丰富，为创新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机遇。

　　随着全球化第五次浪潮的推进，中国企业正面临新的出海机遇，对外投资正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转变，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市场。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存在多种业态，包括产能出海，即利用东道国资源和劳动力降低成本，规避贸易限制；品牌出海，即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网络扩展市场，如直接零售和电商；渠道出海，即优化国际销售渠道，利用数字化平台分散产品和服务；文化出海，即推广本土文化和创意产品到全球市场；科技出海，即将先进技术产品如智能手机和电子设备带到国际市场。

　　未来，中国企业出海有5个主要的投资方向：受益于消费变局的消费品行业；受益于区域布局或新产业趋势的传统产业，如工程制造、基础材料和化学品；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链龙头企业，特别是汽车零部件和电子产业链等；商业模式出海，比如，随着技术进步，跨境电商行业迎来出海新机遇。

　　总结来看，中国企业在出海上存在五点优势。第一是强大的供应链，包括卓越的生产制造能力、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密集的国际物流网络。

　　第二是内部市场优势，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这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市场规模的增长，中国正逐渐缩小与美国在消费市场上的差距，预计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第三，民营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它们的迅速成长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注入活力，也提升了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

　　第四，中国政府实施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出海，例如简化出口手续，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效率；为出海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退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等。这些措施旨在促进贸易增长并构建优质的出海生态系统。

　　第五是本土化运营能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其能根据目标市场的文化和法规进行本土化运营。这种能力使得中国企业能更好地适应外部市场，降低风险，有效地管理和避免可能的法律和文化冲突。

　　当然，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文化和法律差异，国际化管理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进行品牌声誉维护和取得消费者信任难度较高。未来，出海企业要避免简单复制国内模式，充分考虑当地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关注长远战略而非短期扩张；增强内部能力，如品牌建设、市场分析、财务和物流管理；进行全面的市场研究和战略规划以形成有效的海外布局；培养和吸引国际化人才，提升全球运营能力；加强法律和监管风险的管理等。

　　最后我们来反思一个问题：中国企业为何要积极拥抱第五次全球化浪潮？原因在于我们拥有显著优势，尤其是规模优势。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强大的制造能力以及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构成了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正如高盛等国际权威机构的预测，尽管中国追赶美国的过程可能充满挑战，但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我们终将实现超越。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应充满信心，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当前，我们虽正处于历史周期的冬季，但要坚信，冬天过后，春天必将到来。

　　芮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和鹏瑞金融学教席教授。他是专业的特许财务分析师和特许风险管理师。加入中欧之前，芮萌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金融与会计系任教，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担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会计与金融中心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司会计专业硕士（MACC）项目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司高级会计专业硕士（EMPACC）项目主任。

　　芮萌教授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学方面，在国际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了70多篇文章，他还在国内顶尖的期刊上发表过20多篇文章。